国家深海局点赞武大海洋留学生培养,一带联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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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从非洲大学国际化趋势看“一带一路”倡议

浙江大学自2012年启动招收海洋留学生,是国家海洋奖学金项目的首批试点高校之一。近日,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向浙江省教育厅及浙江大学发函,感谢浙江大学在海洋人才培养和项目组织方面所做的贡献,称浙大是“培育方式最佳,最具创新思维的学校”。海洋奖学金项目由我国政府于2012年启动实施,旨在协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培养海洋领域人才。从2013年9月招收第一届留学生至今,已吸引了来自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美国共9个国家的23名学员,在浙大海洋学院攻读海洋专业相关硕士、博士学位。2015年,国家教育部对海洋奖学金生表现进行评估后认为,海洋奖学金生在中国政府各奖学金序列中排名第一。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携手一流院所开放办学、在国际合作中遴选优质生源——这是国家海洋局认为浙大在海洋人才培养方面所探索出的有效的、可推广的模式。在国家海洋局和国家留学基金委推动下,浙江大学“双导师”制招生培养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海洋奖学金的标准工作模式。“我们主要围绕‘国家海洋战略’和‘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来探索建立海洋留学生的人才培养体系。”海洋奖学金项目教学管理单位、浙大海洋学院教管部负责人陈丽介绍,海洋学院将留学生培养工作与“一带一路”、南南合作、中非论坛、中国—东盟协议等我国开展的战略举措相结合,向留学生宣传我国的海洋政策,推动我国海洋对外合作,培养知华、友华人士。陈丽介绍,为更好地适应留学生培养要求,海洋学院专门为项目留学生建设了全英文课程,整合学校相关院所的师资力量参与教学;同时按照“学术+英语+师德”的遴选要求创建了导学团队,让老师和留学生双向选择。海洋学院还利用与国家海洋二所共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联合导师制度,创建了海洋留学生联合培养的“双导师制”,通过联合招生、联合培养、双重管理、资源共享,来提升留学生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在招生和录取过程中,学院注重从学校已有的国际合作中寻找优质生源,录报比由50%降低到24%,学生报到率达100%,生源质量更贴近海洋奖学金要求”。经过三年的探索实践,海洋学院会同学校国际教育学院探索形成了以目标导向、联合培养、教学改革、导学团队建设、国家支持、特色管理为抓手的六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有效提升了海洋留学生培养质量和海洋学院国际化办学水平。就读期间,尼日利亚籍博士生Adedayo在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发表了第一作者论文,并受聘担任尼日利亚海洋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在印尼留学生Putra和Rusdiansyah积极促成下,浙大与印尼万隆技术学院成功签约开展海洋科技人才培育合作;以培养尼日利亚学生为契机,浙大协助国家海洋二所发展了与尼日利亚的双边合作,共同实施了中尼联合海洋调查等。(高楚清
袁雯静)

浙江大学自2012年启动招收海洋留学生,是国家海洋奖学金项目的首批试点高校之一。近日,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向浙江省教育厅及浙江大学发函,感谢浙江大学在海洋人才培养和项目组织方面所做的贡献,称浙大是“培育方式最佳,最具创新思维的学校”。海洋奖学金项目由我国政府于2012年启动实施,旨在协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培养海洋领域人才。从2013年9月招收第一届留学生至今,已吸引了来自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美国共9个国家的23名学员,在浙大海洋学院攻读海洋专业相关硕士、博士学位。2015年,国家教育部对海洋奖学金生表现进行评估后认为,海洋奖学金生在中国政府各奖学金序列中排名第一。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携手一流院所开放办学、在国际合作中遴选优质生源——这是国家海洋局认为浙大在海洋人才培养方面所探索出的有效的、可推广的模式。在国家海洋局和国家留学基金委推动下,浙江大学“双导师”制招生培养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海洋奖学金的标准工作模式。“我们主要围绕‘国家海洋战略’和‘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来探索建立海洋留学生的人才培养体系。”海洋奖学金项目教学管理单位、浙大海洋学院教管部负责人陈丽介绍,海洋学院将留学生培养工作与“一带一路”、南南合作、中非论坛、中国—东盟协议等我国开展的战略举措相结合,向留学生宣传我国的海洋政策,推动我国海洋对外合作,培养知华、友华人士。陈丽介绍,为更好地适应留学生培养要求,海洋学院专门为项目留学生建设了全英文课程,整合学校相关院所的师资力量参与教学;同时按照“学术+英语+师德”的遴选要求创建了导学团队,让老师和留学生双向选择。海洋学院还利用与国家海洋二所共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联合导师制度,创建了海洋留学生联合培养的“双导师制”,通过联合招生、联合培养、双重管理、资源共享,来提升留学生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在招生和录取过程中,学院注重从学校已有的国际合作中寻找优质生源,录报比由50%降低到24%,学生报到率达100%,生源质量更贴近海洋奖学金要求”。经过三年的探索实践,海洋学院会同学校国际教育学院探索形成了以目标导向、联合培养、教学改革、导学团队建设、国家支持、特色管理为抓手的六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有效提升了海洋留学生培养质量和海洋学院国际化办学水平。就读期间,尼日利亚籍博士生Adedayo在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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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发表了第一作者论文,并受聘担任尼日利亚海洋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在印尼留学生Putra和Rusdiansyah积极促成下,浙大与印尼万隆技术学院成功签约开展海洋科技人才培育合作;以培养尼日利亚学生为契机,浙大协助国家海洋二所发展了与尼日利亚的双边合作,共同实施了中尼联合海洋调查等。(高楚清
袁雯静)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同时其外延、功能和目的也因大学的发展状态和在国际学术领域中的地位而不同。21世纪以来,非洲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在合作方式、国际化中的区域化、国际化能力建设和国际化的成果方面呈现出以下新形态。

  第一,合作方式从南北合作、南南合作的单线合作发展到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共同参与的,甚至跨部门的网状合作与对话。许多非洲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初期,其国际合作的对象主要是其前宗主国,随后扩展到欧美等其他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21世纪以来,非洲不仅内部的合作日益增多,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也日渐频繁,巴西、印度、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与非洲国家的大学之间有大量的合作项目。合作的新动向除了双方自主的合作以外,还有由国际组织推动或支持的南南、南北合作等。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非大学20+20合作计划”的支持,又如2013年世界银行发起和资助的“应用科学、工程技术领域的技能伙伴关系”项目,打破了固有的南北、南南合作的模式,把非洲政府、非洲民营部门、巴西、中国、印度、韩国等新兴的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汇聚在一起,以鼓励大学和研究中心创造新知,推动非洲的人力资本建设和应对非洲发展带来的挑战。

  第二,非洲国家主导的区域化也取得了显著成效。非洲大学的区域化主要体现为非洲的区域组织在各主权国家的支持下为解决非洲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增强国际竞争力和解决本土问题的能力而制定的一系列指导方针、建立的合作交流机制等。非洲目前已经在知识共享和大学间的合作与学历互认方面取得了进展。如非洲大学协会的系列促进非洲高等教育一体化和质量提升工程的文件和举措,对非洲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非洲高等教育伙伴关系计划通过非洲大学协会建立一个联合数据库,为加纳、肯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南非、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许多入选的大学提供因特网接入;2011年非盟正式成立泛非大学,其计划在北非、西非、南非、中非和东非分散设立五个地区性的校区,分别专门从事某一个关键学科领域发展,其目标主要聚焦于科研与研究生教育。在国际化过程中,如果说非洲单个院校的策略比较薄弱的话,以非洲一体化为旗帜的区域化举措则增强了非洲的国际化策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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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国际化能力得到增强,从被动接受逐渐过渡到主动整合。加拿大高等教育研究学者简·奈特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将国际的、跨文化的和全球维度融入整合到大学或学院的各项教育目标、功能和服务中的过程。如果我们把“融入整合”视为主动吸纳和为我所用的话,非洲大学国际化的初期则主要是一种外来的植入的模式。但随着国际交流对象的日益增多和多样化,其形式已经从被动接受逐渐走向主动整合。如雅温得第一大学的工程学院在研究过程中注重整合来自世界银行的项目和与其他国家的科研合作,更好地契合本土需求。在国家层面,非洲国家也开始注重加强能力建设和资源共享,如2001至2004年喀麦隆政府拨款350万美元用于在六所公立大学开通国际互联网和加强信息与通讯技术能力。再从区域层面来看,区域性发展的策略为非洲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规划了路线,为非洲高等教育如何利用外部资源而发展指出了方向。这些院校、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实际行动与措施,都在表明非洲高等教育已经在从被动接受外来援助逐渐转向整合外来资源,结合本土需要来进行发展。

  第四,从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看,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大学的科学研究和本科后人才培养中扮演主要角色。南非、尼日利亚、突尼斯国际合作的科研成果比例非常高,其中南非从2000年的30%逐年增长,到2017年占到了50%以上;尼日利亚在2000年至2008年之间略有下降,但是从2008年开始不断增长,从21.78%提高到了46.5%;突尼斯从2000年的42.09%增长到了51.43%;而素有“小非洲”之称的喀麦隆,2000年以来其国际合作的科研成果总体都在70%以上,其他非洲国家的情况类似。这充分说明了国际合作在非洲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其知识创生的主力军。同样,本科后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博士层次的人才培养是当前非洲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非洲自身的培养能力欠缺,而国际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助力了本科后人才的培养。

  从大学发展的路径来看,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大学可以视为是第一种模式,其特点是从学制、教学、科研、大学使命、教学语言等均是基于本土生长、独立发展起来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是第二种模式,其特点是在学制和大学内部结构方面借鉴西方大学的模式,但是教学语言是本土语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也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西方语言只是作为外语。对于在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非洲高等教育来说,全球化和自身的历史遗产已经使其失去了复制第一种模式和第二种模式的机会,非洲高等教育严重依赖国际化获得的外部资源来解决制约发展的资源短缺问题,同时利用国际化来追赶世界其他高等教育、实现大学使命似乎成了顺势而为的选择,成了新世纪非洲大学选择的独特发展路径,这也是非洲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的与其他地区截然不同之处。

  非洲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参与国家,高等教育合作是实现“民心相通”,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高层次人才的重要领域,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新世纪非洲高等教育发展的这种趋势,为中非高等教育的深入合作敞开了大门。随着“一带一路”由倡议变为行动,对非教育援助方式由提供成套的项目建设和资金支持,向外派遣专家、志愿者直接参与当地社会建设与服务,拓展到大幅度增加对非奖学金项目和人力资源培训项目,实现援助方式逐渐由“输血式”向“造血式”转换。这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非洲高等教育的发展需求,受到了非洲国家的欢迎和重视。但同时也要看到,非洲高等教育的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对非高等教育合作中,如何以“知识”为中心,使中国知识和智慧、中国的知识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得到认可,逐渐打破西方知识一统天下的情况,成为高等教育对非合作的题中之义和当务之急。这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对非合作模式和路径提出了挑战,合作中要整合非洲国家自身的需要、利用非洲高度教育区域化的组织力量,使合作在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并逐渐摆脱西方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控制,建立文化自信和知识自信。这是对非高等教育合作在新时期的新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为其他“四通”发挥基石的作用,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良性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田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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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编辑:宁珊 责任编辑:赵润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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